在錢鐘書的《圍城》中，方鴻漸徘徊于婚姻與自由的夾縫，道出“城外的人想沖進去，城里的人想逃出來”的經典隱喻。而今，這一圍城意象正悄然映射到當代中國中產階級的生活圖景中——他們在大城與小城之間輾轉，卻始終擺脫不了無形的規訓與束縛。

大城，常被描繪為機遇與繁華的象征。這里聚集著頂尖的教育資源、高薪的職場機會和豐富的文化體驗，吸引著無數年輕人前赴后繼。中產階級在此奮斗，渴望通過努力躋身更高的社會階層。大城的光鮮背后，是高昂的生活成本、快節奏的壓力以及無處不在的競爭。他們被規訓于“成功”的敘事中：必須擁有體面的工作、優質的住房、子女的教育優勢。這種規訓不僅來自社會期望，更內化為自我驅動力，讓許多人陷入“不進則退”的焦慮循環。正如方鴻漸在婚姻圍城中的掙扎，中產者在大城中常常感到身不由己——明明渴望自由與喘息，卻不得不遵循既定的規則前行。

轉而望向小城，這里被想象為寧靜與歸屬的避風港。較低的生活壓力、親近的人際關系、以及熟悉的鄉土情懷，構成了一種“逃離”大城的誘惑。許多中產者在疲憊時萌生退意，幻想回歸小城過上慢生活。可一旦踏入，他們卻發現小城自有其圍城：有限的職業發展空間、相對保守的社會氛圍，以及那種“被邊緣化”的不甘。在這里，中產者可能面臨身份的失落——曾經的都市精英光環褪去，取而代之的是小圈子的瑣碎與局限。這種規訓體現在對“安穩”的推崇上，它要求人們安于現狀，避免冒險。于是，中產者在小城中同樣感到束縛，仿佛從一個圍城跳入另一個圍城，始終找不到真正的出口。

究其根源，這種“走不出圍城”的困境，源于中產階級自身被規訓的生存狀態。在現代化進程中，中產者往往成為社會規范的忠實執行者：他們追求物質成功，注重社會評價，渴望在階層中穩固位置。這種規訓不僅來自外部環境——如教育體系、職場文化、消費主義——更深深植根于內心，形成一種自我監督的機制。無論在大城還是小城，中產者都被“應該如此”的思維所困：在大城，他們必須拼搏向上；在小城，他們應當知足常樂。這種二元對立的想象，讓他們難以突破圍城的桎梏。

事實上，圍城并非地理意義上的城池，而是心理與社會的建構。中產者的焦慮與徘徊，折射出當代中國在快速變遷中的集體困惑。要走出圍城，或許需要重新審視“成功”與“幸福”的定義，打破規訓的枷鎖，在流動中尋找平衡。正如《圍城》所啟示的，人生處處是圍城，真正的自由不在于逃離，而在于內心的覺醒與選擇。對于被規訓的中產者而言，唯有認識到圍城的虛幻性，才能在大城與小城的張力間，繪就屬于自己的獨特軌跡。